醉驾新规今起施行 这些调整需要注意

  中新网北京12月28日电(张钰惠) 醉驾案件办理又有全国性新规。18日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联合发布《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2023年版《意见》）。《意见》将于2023年12月28日起施行，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（法发〔2013〕15号）（以下简称2013年版《意见》）同时废止。

  《意见》中，80毫克/100毫升、150毫克/100毫升两组数字引发关注。从“80”到“150”，醉驾入刑的标准变了吗？刑事追究标准的提高是否代表醉驾管理的放宽？新规施行将对地方执法、司法有何影响？近日，中新网对话中国醉驾入刑提案者，第十一、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，四川鼎立律师事务所律师施杰，作出专业解读。

  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，全国政协收到了一件名为《关于增加危险驾驶类新罪名的建议》的提案，这一提案源于因醉驾导致4人死亡、1人重伤的“孙伟铭案”。2009年5月，法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孙伟铭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。

  作为该案的二审律师，施杰向中新网回忆道，事后，刚步入而立之年的孙伟铭谈到自己很后悔，后悔给受害者和家人造成了严重的伤害，也后悔自己的理想和前途因为几杯酒毁于一旦。“这个案件对我的冲击特别大，当时我在想，这样一个世界上有没有后悔药？答案是没有的，因为法律是看结果的。”

  从那之后，作为全国政协委员，施杰开始思考推动立法的调整，着手查询资料、多方调研，希望尽可能避免悲剧再次发生，减少因醉驾造成的伤害以及社会管理成本。

  施杰“醉驾入刑”提案的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格外的重视及采纳。2011年2月，《刑法修正案（八）》获得通过，并于当年5月开始实施，危险驾驶罪正式被纳入我国《刑法》第一百三十三条。

  施杰谈到，改革开放以来，汽车快速进入人们的生活，与中国传统酒文化之间发生了冲撞。醉驾入刑之前，《道路交互与通行管理条例》（后被取代为《道路交互与通行安全法》）也有相关规定，但无论酒驾还是醉驾，都属于行政处罚的范畴，扣分、罚款，最为严厉的也就是吊销驾照半年或行政拘留15天。那时，酒后驾车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，人们虽然知道酒驾是一种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，但对这种行为可能给自己和他人造成什么后果没太多认识。

  醉驾入刑十余年来，“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”慢慢的变成了全国人民的普遍行动与共识。2021年4月，公安部公开多个方面数据显示，2020年每排查百辆车的醉驾比例比“醉驾入刑”前减少70%以上。在机动车、驾驶人数量保持年均1800万辆、2600万人的高速增长情况下，全国交通安全形势总体稳定，酒驾醉驾肇事导致的伤亡事故相比上一个十年减少了2万余起，挽救了数万家庭免于破碎、返贫。

  在施杰看来，这两组一升一降的数据，代表着醉驾入刑成为了老百姓心中敬畏法律的典范。

  近日，一些舆论对2023年版《意见》中关于醉驾入刑标准的问题产生了质疑，对此，施杰作出了回应。

  2013年版《意见》规定，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，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/100毫升以上的，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，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一款的规定，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。

  2023 年版《意见》第四条规定，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，经呼气酒精含量检测，显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/100毫升以上的，公安机关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和本意见的规定决定是不是立案。对情节显著轻微、危害不大，不认为是犯罪的，不予立案。

  第十二条规定，醉驾具有以下情形之一，且不具有本意见第十条规定情形（从重情节）的，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、危害不大，依照刑法第十三条、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处理，这中间还包括血液酒精含量不满150毫克/100毫升的。

  第十四条规定，对符合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的醉驾被告人，依法宣告缓刑。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一般不适用缓刑，这中间还包括血液酒精含量超过180毫克/100毫升的。

  施杰对中新网表示，对于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两次司法解释，最核心的一点就在于入刑标准从“80”调整到了“150”，他认为，除15种从重情节外，醉驾入刑标准发生了实质性地调整，但这不意味着对醉驾管理的放宽。

  施杰认为，人类对于80毫克/100毫升的血液酒精含量的承担接受的能力如何，超出这一标准后是否会导致行为失控，是否会在《刑法》意义上对不特定的多数人造成危害，应该有非常严密的科学认证。醉驾入刑后，施杰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，也曾在两会提案中建议，酒驾和醉驾酒精含量判断标准可依据真实的情况科学调整。

  “这一调整应该是根据十几年的司法实践和科学认定作出的，从当下来看是较为合理的。”施杰说。

  除科学调整醉驾入刑基准线外，施杰对中新网表示，2023年版《意见》更加明晰了量刑标准。

  2017年5月起试行的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(二)(试行)》对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量刑作出规定：“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被告人，应当考虑被告人的醉酒程度、机动车类型、车辆行驶道路、行车速度、有没有造成实际损害以及认罪悔罪等情况，准确定罪量刑。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，不予定罪处罚；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，可以免予刑事处罚。”

  之后，多地陆续出台相关规定。例如，浙江省于2019年出台的《关于办理“醉驾”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》规定：“醉酒驾驶汽车，无上述 8 种从重情节，且认罪悔罪，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，可以依法适用缓刑。酒精含量在 170mg／100ml 以下，认罪悔罪，且无上述 8 种从重情节，犯罪情节轻微的，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。酒精含量在 100mg／100ml 以下，且无上述 8 种从重情节，危害不大的，可以认为是情节显著轻微，不移送审核检查起诉。”

  施杰认为，危险驾驶罪是“行为犯”，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就构成犯罪。因此，对于醉驾，应强调的不是造成了何种后果才追究责任，而是要将这种行为制止在危害发生前，即只要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某些特定的程度，就判定若放任这一行为非常有可能对他人造成了严重的伤害，并进行法律制裁，从而形成一条不能碰的高压线。

  “然而，各地标准不一，在司法实践当中开始不断松绑，实际上根据醉驾的危害后果来量刑，出现了司法乱象。新规的施行，意味着‘两高两部’承担了统一醉驾量刑标准的责任。”施杰指出。

  醉驾入刑以来，“浪费司法资源”的观点不绝于耳。施杰依然认为，简单谈司法成本就会出现一个个新问题，不能以降低司法成本为由牺牲生命安全，重点是，应在严格执法司法、尽可能避免伤亡事故发生的同时，跟进司法解释，科学界定人们对血液酒精含量的承担接受的能力，并统一醉驾管理标准。